2.在《台海使槎录》中所看到的清朝台湾防卫论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台海使槎录》（本文依据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1957年出版的台湾文献丛刊版）。在此，笔者先介绍该书的撰写背景，之后针对记载有“钓鱼台”的部分，从其前文记述起按照文章脉络进行说明。根据其文章脉络，能够确定“钓鱼台”这一地名究竟是指何处。

(1)关于《台海使槎录》
― 18世纪清朝官员撰写的台湾统治用指南书

　　《台海使槎录》是清朝官员黄叔璥在1722年之后撰写的史料。
　　清朝在1683年消灭了统治台湾西部的郑氏政权后，稳步而顺利地推进对台湾的统治，但南岛语系的原住民、福建省南部（闽南）出身的“福佬”，以及广东省东部出身的“客家”族群混杂，土地之争一直持续着，这些土地之争称为“械斗”。台湾的土地之争原因在于，在福建、广东生活贫困的人们为了寻求新天地而越洋偷渡来到台湾，但台湾在得到充分开发前即已发生人口过剩问题，因此如果不对偷渡来台湾的人们进行管理和限制，台湾的统治就难以稳固。

　　另一方面，当时台湾还存在着重大的军事问题。由马背民族的满洲人与蒙古人占据统治中心的清朝京城北京看来，相隔台湾海峡的台湾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因此配置的军队素质低下。加之在明代遭受倭寇之患的痛苦记忆一直留在当时科举官员及沿海地区的人们心中，也确实必须防备倭寇不知何时再度席卷而来（实际上，进入德川幕府以后，倭寇不再来袭，日本将与清朝之间的关系限定在长崎的往来，因此在18世纪前半叶，也有人像参与治理福建的官员蓝鼎元那样，认为“如果日本完全不来，那也无妨”）。

　　在这种形势下，1721年在台湾南部和西海岸、以如今的高雄与台南为中心的地区，发生了动摇清朝对台统治的“朱一贵之乱”事件。这是在清朝地方官的百般压迫下，激愤的贫困民众追随自称明朝皇帝后裔的朱一贵，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而发动的武装起义。清朝从福建省经由澎湖岛派遣援军，总算平息了该事件，但也被迫面对如何统治台湾这座远离大陆的混沌之岛这一极其严重的问题。

　　于是，清朝派遣在官吏选拔考试“科举”中“进士”及第的高级官员黄叔璥视察了暴乱刚平定不久的台湾。其考察记录即《台海使槎录》，书中也引用明代以来谈及台湾的地理书籍与兵法书籍作为参考。其中，作为台湾防御关键，黄叔璥详细谈及港口管理，详细地记载了其内容的是出现“钓鱼台”一词的“巻二 赤嵌笔谈 武备”一文。

　　此文首先就明朝时期对澎湖岛的管理，引用《读史方舆纪要》一书＜→资料1＞，从如何对付倭寇等海盗、应对丰臣秀吉可能在出兵朝鲜之后进攻台湾的角度出发，指出如果守住拥有平静湾口的澎湖岛，进而守住位于澎湖岛东南方的台湾北港（如今的云林县北港镇），即有助于守住福建省沿岸，但其中也写道在明末17世纪前半叶的天启年间，台湾被红毛（荷兰）占领。

　　之后，引用清朝开始统治台湾的首位官员季麒光所著的《东宁政事集》一书＜→资料2＞，以如今台湾南部高雄市冈山区一带为起点，将沿西海岸向北出现的地名定位为“北路”，将沿西海岸向南出现的地名定位为“南路”。其中，围绕“北路”有“至鸡笼、澹水，乃台湾极北之岛，突处海中，毗连番社”这样的描述。鸡笼与澹水相当于如今的基隆市与新北市淡水区，管理台湾的官员在17世纪末以后，都认为这个区域是台湾这一区域的最北端。而且，还阐述了可以使“北路”各地港口对照隔着台湾海峡正相对的福建省的港口，促使福建省的商人与对岸的台湾港口开展贸易，从而加强与台湾在商业与军事上的关系。

　　接下来，引用了官员夏之芳视察台湾，并于1728年撰写的《理台末议》一书，阐述了台湾防御力量的布局＜→资料3＞。其中，关于陆地上的布局，鉴于土地面积与节省费用，建议实施屯田制，即日常务农，紧急时期拿起武器战斗；关于海上的布局，继承了明代海防论的常识，阐述道，“凡水师不能于外洋觅战，皆于进港交锋；所以湾泊之处，即是战争之场。故水师必明于湾泊者，此其一也。水师之入港，犹陆师之克城”。

　　从上述引用文章的内容可以看出，《台海使槎录》的作者黄叔璥的问题意识主要在于要掌握作为澎湖岛与台湾岛的经略基地及战场的港口，完善军备。

　　在此基础上，黄叔璥还就过去巡逻澎湖岛周边的记录、清政府领有台湾之初拟削弱台湾的军备、集中于澎湖的方案提出批评，并列举了设置于安平（台南）的海军军备阵容、每年巡逻的要领、民间船舶使用打狗港（如今的高雄）的情况增加、康熙年间曾扩大对台湾西北沿岸地区的控制，以及提高台湾布防军人素质的重要性＜→资料4＞。　

　　如上所述，在作出关于立足于清朝本土视角的台湾战略经过、现状以及问题点等后，终于出现了“钓鱼台”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