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在《台海使槎录》中谈及的“钓鱼台”

　　黄叔璥接着谈到了导致台湾治安恶化的原因——从福建与广东偷渡到台湾的问题＜→资料5＞。偷渡者大多会在大陆这侧先乘坐小船，再换乘大船，因此黄叔璥认为偷渡问题与台湾治安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大陆与台湾两方的港口管理。而且，关于在台湾近海与沿岸的港口，以可入港的船只大小为基准，从如今的台南起，以高雄周围为起点，“南路”按照逆时针方向列举了出现的港口，“北路”按照顺指针方向列举了出现的港口（参见图示）。

　　“钓鱼台”这一地名出现在该列举港口的文章中。

　　其中，船底装有龙骨部件的大型哨船可以入港的港口，列举了鹿耳门（台南西部）、“南路”的打狗港（高雄市）、“北路”的蚊港（云林县台西乡）、笨港（云林县北港镇）、澹水港（新北市淡水区）、小鸡笼（新北市三芝区）、八尺门（基隆市）。

　　最多的是船底较浅的杉板船以下大小的船只可入港的港口。其中，“南路”方面依次从凤山大港（高雄市）列举了到后湾仔（屏东县车城乡），面朝台湾海峡的港口与内陆河流港口；“北路”方面从诸罗马沙沟（台南市）依次列举，绕过最北端的澹水与鸡笼，到达在18世纪汉族移民逐渐增加起来的蛤仔烂（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市）的沿岸港口＜→资料6＞。 　

　　之后，分别介绍了“南路”与“北路”各自仅小型船只可入港的港口、淤泥存积仅小渔船可入港的港口＜→资料7＞，接下来出现了包含“钓鱼台”的文段＜→资料8＞。 　

　　“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可泊大船十余；崇爻之薛坡兰，可进杉板。”

(3)“钓鱼台”位于何处？

　　在按照可入港的船只大小分“北路”、“南路”依次列举了港口的文段之后，以“山后大洋”一句开始，如何解释关于大船与杉板船可入港的港口的描述为好，这成为弄清“钓鱼台”之所在的最大问题。

　　如前文所述，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清朝对台湾的统治以西半部为主，而在东半部，清朝的势力是从西以顺时针方向延伸，仅到东北部的蛤仔烂（宜兰市）为止。宜兰的平原以南有连绵峭壁（在日本统治下命名为“清水断崖”），阻挡陆路往来，要到如今的花莲市只能依靠海路，而且，在如今的花莲县与台东县，原住民与移民进去的汉人之间关系恶劣，清朝的统治完全未及。因此，尽管偶有船只从台湾西部往来，但对于官员来说，台湾东部也仅止于传闻中的世界。

　　而关于位于台湾中央山脉东侧，即从西海岸看过去，位于“山后”、“后山”之处、面朝太平洋的港口，仅是在能够大致得知的范围进行阐述，而列举了“钓鱼台”、“崇爻的薛坡兰”这些地名。

　　其中，“崇爻的薛坡兰”是指流经花莲县以南的秀姑峦溪河口处。与“薛坡兰”发音极其相近的“奚卜兰岛”实际上就位于河口处，其内侧的河口也是杉板船程度的船只能够入港的大小。

　　对照此前的文章脉络，可认为“钓鱼台”是指与“崇爻的薛坡兰”相距不远、带有可停泊十艘左右大型船只港口的地形。于是在秀姑峦溪河口处周边，在大多为沙滩绵延的台湾东南沿岸地区海岸线，作为具备“有山名钓鱼台”的记载所暗示的尖岩石山地形，以及能够停泊约十艘哨船程度的较大船只港口的地方，我们能够找到台东县伫立于海岸线旁的三仙台，其为一座岩石山，是风光明媚的观光景点，以及其临近处的渔港成功港。

　　在1970年台湾中华民国政府主持发行的《台湾省通志》中，也明确地指出了“钓鱼台”位于台东县。《台湾省通志》在介绍台湾东部在近代以前的经济与社会状况中，直接引用了黄叔璥《台海使槎录》的上述文章，记载“钓鱼台（台东）”。

　　作为结论，《台海使槎录》中所说的钓鱼台可认为是台东县的三仙台。

　　这里的钓鱼台不是指突然相距遥远、比“台湾极北”的澹水、鸡笼还靠北的尖阁诸岛，这一点在接下来的《台海使槎录》中关于台湾沿海地形的“沿海暗沙险礁，哨船龙骨艰于驾驶”、“必俟潮水平时方可进港”的记载也可看出来。《台海使槎录》自始至终都是基于清朝负责台湾统治官员的现实关注点，论述台湾岛近海与沿海的港口，在其全貌中也谈及钓鱼台。

　　另外，在《台海使槎录》中，以“北”字描述关于钓鱼台的位置，关于崇爻的薛坡兰并没有给出具体方位。但如果考虑这是从“南路”行船，绕过位于台湾岛南端的鹅銮鼻，沿东海岸北上，在前方先出现钓鱼台，接者继续北上，便到达崇爻的薛坡兰，就没有什么矛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