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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论点
② 一贯性
其中一方的争端当事国制作的地图中，始终将争议领域标注为自己国家领域，而在另一方的争端当事国以及第三国制作的地图中，未始终标注争议领域的归属方时，前者的地图作为证据的价值较优。
在比格尔海峡仲裁案中提交给仲裁庭的地图中，智利制作的地图中没有将争议领域标注为阿根廷的领域。另一方面，在阿根廷或者第三国制作的地图中，有的将争议领域标注为智利的领域，有的标注为阿根廷的领域。同时，智利制作的地图始终在相同的地方标注边界线，但在阿根廷制作的地图中，只有1张地图标注了当时阿根廷主张的边界线。而且，第三国制作的地图几乎都支持智利的主张。仲裁庭根据这些事实，做出了如下结论：智利制作的地图会给人为智利的立场带来有利效果的印象；而在阿根廷制作的地图中，有很多令人产生疑问或是有矛盾的地方，甚至足以剥夺作为证据的价值19。
③ 争端当事国的应对
对于标注了对自己国家不利信息的地图，如果没有采取抗议等应对，有可能被视为采纳或者默认了该地图的标注，而变得无法主张权利来源。这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会合理期待发生不利影响的国家会要求制作地图的国家进行更正20。
国际司法法院在敏基埃和艾克利荷斯群岛案中，举出了对于敏基埃群岛属于英国的其中一项证据——将敏基埃群岛整体和艾克利荷斯群岛的一部分作为英国领域记载的海图，法国没有表明任何保持权利意见21。在比格尔海峡仲裁案中，阿根廷议会正式许可制作将争议岛屿标注为智利领域的地图，而内务部长也进行了批准，这些行为成为判断争议岛屿属于智利的结论依据之一22。在白礁岛案中，由于马来西亚的前身马来亚和马来西亚在官方地图上标注争议岛屿为“新加坡领域”，马来西亚被认为将争议岛屿视为处于新加坡的主权之下23。
④ 制作时期
地图作为证据的价值，也会因其制作日期或者出版日期而产生很大的变化。一般来说当事国在发生争端后制作或者出版的地图作为证据的价值，与发生前的地图相比要低24。当然，即使在发生后，继续制作出版对自己国家不利或者与自己国家的主张矛盾的地图时，不受此限。
註19
Beagle Channel case, supra note 14, pp. 168-169, 178, 182, paras. 144-145, 157, 162. See also, Egypt-Israel Arbitration Tribunal:Award in Boundary Dispute concerning the Taba Area, 27 I.L.M., 1421 (1988), pp. 1484-1485, para. 219， 荒木“前述论文”（注11）第17页。
註20
Eritrea and Ethiopia case, supra note 10, p. 114, para. 3.21.
註21
The Minquiers and Ecrehos case, supra note 7, pp. 66-67, 71.
註22
Beagle Channel case, supra note 14, pp. 158-159, paras. 126-127. 荒木“前述论文”（注11）第9页。
註23
Sovereignty over Pedra Branca/Pulau Batu Puteh, Middle Rocks and South Ledge (Malaysia/Singapore), Judgment, I.C.J. Reports 2008, para. 272. See also,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Nicaragua v. Colombia), Judgment, I.C.J. Reports 2012, p. 624, at 661-662, paras. 101-102.
註24
Beagle Channel case, supra note 14, pp. 167-168, para. 141.
3. 变化的预兆
国际法院并没有改变立场：除非是与领域归属相关的条约等官方文件中不可或缺的附录文件中的地图，不然仅会为了确认由其他证据获得的结果而使用地图。我们可认为这是在法官之间，对于政治性边界，即经由人的手、人工制作的边界，这“并不是地图制作者的工作25”的认识还根深蒂固的佐证。
另一方面，在没有或者缺乏领域权利来源的证据时，地图可能会成为决定性证据26，因为国际法院在确认与争议领域相关的当事者的想法之际，确实会重视地图作为证据的价值27。正是因为有这种可能性，所以争端当事国会向国际法院提交大量的地图。法院也对当事国的努力给予了相应的尊重，进行了应有的应对。本文提到的司法判例都没有轻率地驳回基于地图的主张，而是在慎重审查后，对其作为证据的价值进行了判断。国际法院决没有轻视地图的功能，政府需要恰当考虑这一点来收集地图而进行评估。
註25
Kasikili/Sedudu Island ( Botswanai/Namibia),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99, 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Oda, p. 1134, para. 41.
註26
Différend frontalier, supra note 9, p. 586, par. 62. Voir aussi, Différend frontalier (Burkina Faso/Niger), arrêt, C.I.J. Recueil 2013, p. 76, par. 68.
註27
也有地图成为与争议领域相关的“舆论或者社会评判的重要证据”的判例。Award of the Arbitral Tribunal in the first stage of the proceedings between Eritrea and Yemen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nd Scope of the Dispute), Decision of 9 October 1998, RIAA, Vol. XXII, p. 295, para. 381, pp. 321-322, para. 490. See also, Beagle Channel case, supra note 14, p. 183, para. 163
